2010年6月11日上午10时，国家统计局在国务院新闻办准时发布了2010年5月份经济运行信息。然而，令在场记者大吃一惊的是，新闻发言人盛来运所公布的关键数据，与48小时前路通社披露的信息惊人的吻合。原来，路通社早在6月9日就报道说，据一位政府人士在一次证券业论坛会议上透露，今年5月我国出口同比增长约五成，达1300亿美元左右，此外，该人士还介绍说，5月份CPI同比上涨3.1%，为年内首次突破政府设定的3%目标。面对上述如此尴尬的情景，国家统计局发言人6月11日使用“非常谴责”四个字表达了批评意见及心中的不满。

　　倘若上述这一幕只是一个偶发事件，那么，就事论事，加强保密教育引导，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然而，我们却痛心地发现，以往类似的“巧合”接二连三、不胜枚举。如在2008年5月下旬，外国投资机构就放出风声说，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率将由1%提到3%，随后在5月30日凌晨，财政部公布的官方信息正式印证了这一民间传闻。2009年1月12日，国家海关总署公布了2008年12月及全年外贸数据，同样令人遗憾的是，这一信息与24小时前美国道琼斯通讯社“预测”的一组数据“不谋而合”。

　　至此，我们还能再对此类现象“寻常观之”吗？显然不能，我们应该重新凝视有关国防教育的那道挡风之“墙”，因为这已直接牵涉到了国家安全。就在路通社6月9日提前透露中国经济5月份运行的数据后，当天沪指即上涨2.78%，现场演绎了一次小小的“经济波动曲”。其实，想来也在情理之中，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信息传媒、金融组织、政府机构及学术团体紧密地链接在一起，无数人都在眼睁睁地盯着全球关键经济指标的跳动。在此背景下，作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数据肯定是众多外资机构、投资银行等重视的焦点，有关信息一旦被媒体预先披露，对一些机构而言，无异于在没有硝烟的市场经济博弈中抢得了一个先机，然而，对我国而言，却犹如在国家安全的堤坝上出现了一个管涌，国家利益势必大量流失。这就迫使我们深刻反思以往国防教育“大众化”模式之局限性及新形势下国防教育的拓展方向。

　　可以讲，目前国防教育的“大众化”模式，主要是基于传统地理空间安全观的一种教育模式，目标指向中小学生、各类职业院校及高等院校在校学生、社会公众等大众群体，教育方式包括传统的军事训练、军营参观、军民联谊、野战拉练、防空演习、军事地形学讲座及军事高科技知识介绍等活动，目的是要培养大众群体的国防忧患意识、本土防御意识及爱国主义情感等。应该说，长期实践证明，这一国防教育传统模式，在确保国家安全、捍卫国家利益及凝聚民族精神等方面，都是十分必要且行之有效的。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国家安全形势正在发生的一些深刻变化，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伴随着国家竞争的一体化，国与国之间的较量除军事领域之外，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都日渐成为主战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每天都在悄然发生，战争也已不再是传统的军方“自留地”，军民之间的鸿沟正在被填平，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曾预言的“军民融合”式战争日益走入现实，乔良与王湘穗在10多年前宣告的“超限战”已不再被认为是杞人忧天，显然，这对国家安全提出了崭新课题。如2008年美国高盛投资银行在越南导演的经济震荡，2009年我国非常关注的力拓案件，2010年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在希腊制造的经济悲剧，对这些，你可以说它不是战争，但其对国家利益的损害却绝不亚于一场战争。

　　其二，伴随着科技的快速的提升，特别是心理影响技术、脑科技的突飞猛进，传统的社会认知、个体思维领域也开始成为各国较量的前沿阵地。如近年来，美国就持续进行了心理战、生物战与信息战的整合性研究。此项研究囊括了心理学、生物学、药理学、信息科学及宗教、社会研究等多个学科、多个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及大学的研究队伍。其中，不乏一些知名组织与大学，如麻省理工学院战士纳米科技研究院（由美国陆军所资助）、国际意识研究实验室（负责制定全球意识影响计划）。这些研究项目旨在借助媒体通过阈下信息影响技术达到影响人大脑意识的目的。尽管围绕预期效果，学界存有较大争论，但联想到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对此我们绝不可漠然置之。

　　其三，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跨国公司、跨国智库及跨国媒体日趋活跃在世界舞台上，但在这些领域，中西发展水平恰又不对称，因此，这就给他国操控我国话语权留下了可乘之机，对国家安全提出了严峻挑战。如2009年第4期《瞭望》周刊即披露：目前国内数以千计的官方、半官方及民间智库都陷入经费困难的窘境。在此背景下，大量海外基金会与在华跨国公司纷纷进入中国智库运行体系。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更是披露，某中央级政策研究机构主管的基金会和某部门级外交政策研究机构，有将近50%的资金来自外资，而另一家半官方研究机构，来自主管单位的经费只占2%，委托课题经费占27%，另有63%的经费竟然来自一家美国慈善基金和一家德国跨国企业的资助。输入决定输出，也就是存在决定意识。中国智库的这种求“钱”若渴，客观上成就了境外投资者的巨大影响力。2008年曝光的商务部条法司郭京毅涉嫌受贿案，就是境外力量以行贿手段影响中国立法的典型案例。其影响所及，涉及到中国多部法律和法规的制定与修改，尤其是2003年推出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为境外投资者蚕食鲸吞民族产业大开了方便之门。

　　对于上述国家安全领域的三大变局，我们当然可以从不同维度进行解读，但从国防教育的视角来看，它们却指向同一个问题，即国家安全边界已从传统的军事领域拓展到了经济、文化、社会认知及个体思维等诸多方面，在这种大背景下，一些非军方的特殊职业群体开始步入国家安全的前沿阵地，主要涉及高科技企业、战略咨询机构、跨国公司，甚至一些学术团体、智库及政府核心部门等。可以讲，这些从事特殊职业的“小众”群体的国防意识、观念及素质，日益影响到国家的整体安全。而如何对其进行有明确的目的性的国防教育，就成为一个一定要解决而又不好解决的问题摆在了相关决策者面前。以往，这些“小众”群体出了问题，一般都将其定性为“保密意识不够”、“提前泄密”等，其实，泄密无所谓提前与否，也不是一个“保密意识不够”就能解释得过去的，保密背后是利益，因此，在保密意识之外，我们应该更高层次的意识，即需要对新形势下国家安全边界拓展的战略认知，需要对信息时代精神信息传播规律的战略认知，这才是“治本之道”，而这一切都远远超出了传统国防教育所能承担的任务。

　　具体说来，传统的国防教育有三大局限：一是过于关注军事领域安全；二是过于关注物理层面防护；三是过于关注战时防御应对。当然，人类战争从自然中心战、机器中心战走到今天的网络中心战，我们不敢说，未来的国家安全就会让军事缺席离场，物理战依然还是未来军事作战的后盾，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直接指向社会认知、个体意识领域的心理战也已成为常态的作战形式。因此，在涉及国家安全问题上，最危险的事莫过于拿昨天的威胁当明天的敌人，应对未来的威胁，除了需要拉响传统防空警报之外，随国家安全边界日益向经济、文化、社会认知及个体思维等领域的拓展，我们更需要在心灵深处拉响防空警报，提醒人们关注国防教育的新边疆，探讨国防教育“大众化”模式之外的“精细化”模式，这是传统的国防教育没有涉及到的，却不应是我们没想到并为之准备的。

　　（石海明，理学博士,现任职于国防科技大学国防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刘戟锋，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博导，大校军衔。）